在传统授课模式中嵌入研讨课程模块，是朱睿达老师在本学期所教授的《海外汉学研究》课程的一次教学改革探索。朱睿达老师认为，在“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之外，师与生也可以教学相长，共同化身为“鱼”。虽然鱼之小大不同，旨趣不一，但却能各得其乐，分享其乐，命俦啸侣，一起遨游在人文学术的海洋之中。

研读文本：《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作者简介：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年9月9日~2016年2月11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CWoodraw Wilson)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孔飞力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

经过了长达七周的文本研读，在同学们认真思考、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本次课堂讨论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并由各组代表依次发言并提出问题，以引发同学思考，不断挖掘新的思考角度与问题。

以下为各组代表的研讨内容。

王时燕：

全书是按1768年发生的“叫魂案”为线索，按时间顺序从1月起发生几起案件到10月嫌犯抓捕归案来叙述的，从空间维度上可以看出“叫魂案”起源于浙江、江苏等江南地区，后迅速蔓延至全国范围，因此造成了全国性的妖术大恐慌。

第一章由几个小故事开始，说明了“叫魂”的谣言由何而起，人们的轻信扰乱了民间秩序以及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的结合，并详细总结了与妖术有关的信念。第二至第五章可粗略概括为当时的社会大背景：第二章为中国与世界联系加强，国外白银大量进入中国，不仅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也造成了人口急剧增长而产生的各种压力，如生存竞争加剧、地区不平衡发展、生活安全感缺乏等；第三章详述了头发的政治意义，以及乾隆皇帝弘历面临的潜在威胁，包括谋反、汉化带来的腐化、江南问题等；第四章是列举了《大清律例》中关于妖术的条款及该对“叫魂”作何处置；第五章是对妖术、妖术预防法及实行妖术的人员与百姓的具体描述。

第六至第八章是对“叫魂案”的清剿行动及事件发展与结果。第九章论述了官僚君主制度包括君主对官僚的控制（常规和专制两种）及官僚的抵制。最后第十章做了总结，“叫魂案”引起的全国大恐慌现象的背后涉及的君主、大众、官僚三个层面的不同真实看法。

鲍晓亚：

“有时，一桩公共事件后来回想起来似乎象征了一个时代”（《伊甸园之门＋美国六十年代文化》），而在这次的叫魂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时代背景体现在弘历、官僚和普通百姓身上。

叫魂事件中的恐慌究竟恐慌的是什么？对弘历来说是在成型的政治运行中皇权日趋的不重要性，是一种亦真亦幻的危机感，另外，叫魂事件中的弘历对于剪发辫的恐惧，也是长久以来满清统治者对于满汉两族统治与被统治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的担忧的体现。对各级官僚来说，作为最高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衔接者，可以说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一方面，叫魂事件所引发的地方治安问题正是他们要担忧的，这是于公；另一方面，面对弘历的喜怒无常，不仅是乌纱帽可能不保，更有可能人头不保，这是于私。而第三个群体是普通民众，作为人数众多却最没有话语权的群体，却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人，牢牢束缚于土地上，文化上的缺陷，使他们成为“无知的大多数”，但是真的是因为无知造成了他们的恐慌吗？当时第一次世界革命刚刚完成，中国处于稳定的国际大环境中，江南地区整体富足，生产力提高与人口的不断增加造成大批劳动力闲置，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增大。例如同乡的两个人，一人变成了员外，一人却变成了流亡僧，社会戾气加重，中国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观念彻底展现出来，所以说叫魂是民众对于生存环境的恐惧。

三种不同群体的恐惧其实都不是叫魂本身，而是在那个人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所愿意相信的环境中，叫魂事件成为了引发各自恐慌的种子，发酵，爆炸。

唐懿德：

读完书以后有两个最大的感受。

第一是对所谓的“盛世”，特别是“康乾盛世”有了非常大的疑惑，去网上查找了非常多的资料，发现对于“康乾盛世”的经济、人口等没有非常确切的数字，但总的说法就是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盛世”，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盛世”的角度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说明，纵向来说确实无法和唐朝的几个盛世相比，但横向来看，或许康乾时期算是“盛世”了吧。

第二是对于恐慌的理解，当时的恐慌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民众的恐慌，民众整天害怕别人害自己、害家人，这种病态的社会氛围其实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不自然的发展现状；第二是官员的恐慌，官员害怕上头的怪罪导致自己丢掉官位，所以耍尽手段让下边的人招供，同时隐瞒上面的人，这也反映了当时官府的腐败；第三是皇帝的恐惧，乾隆所害怕的是汉人的谋反，而清朝建朝大约是1644年，到康熙年间是1736年，已经有大约100多年的时间了，清朝仍然对汉人的复返充满担心，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大张旗鼓，其内心可见一斑。另外关于恐慌，其实回看到现在，比如几年前的日本地震核辐射泄露，中国民众抢盐的事件其实看出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杨茜淇：

在中国社会中，乞丐是除和尚之外，最贫穷也最无力自卫的人，得不到有影响力的亲属的支持，也很少或根本没有经济实力。但不管他们在那个体面的社会中显得多么无助，他们却有力量使公众对他们产生恐惧。《叫魂》中把人们害怕乞丐的原因归为两种，一个是他们带来的污染，另一个是他们通过礼仪活动所造成的破坏，而这两者事实上又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乞丐们正是利用人们害怕遭到污染的心理，使得人们出钱来同他们保持距离。“人们是绝不会让一个乞丐来碰摸自己”这样的绝对性，让我们的内心有些震撼，扪心自问，放着是我，我也不会让乞丐触碰自己，不仅仅是害怕传染病，还有着内心深处的恐惧，更何况有生理以及心理洁癖的人。所以，人们在大多数的时间，通过用“金钱”来保持距离，既满足他们的需求，又可以让自己避免与之接触。人们最恐惧的莫过于乞丐在重要场合的胡言乱语以及行为不端。正如书中提到的“世界上所有的富人和有地位的人，最容易受到那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的攻击”，正是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才不害怕失去，就可以对自己的言语行为不负责，是一种贫困导致的不负责任以及人性扭曲。而当人们拒绝支付钱财或者满足其他的要求，乞丐便会使出浑身解数的破坏并且诅咒，即便人们表面上不在意，也会对他们的心灵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和伤害，使一种莫名的恐惧蔓延开来。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诅咒不会生效。反过来看，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多说吉祥话，见面祝福彼此，才是值得欢喜的事情。

方令悦：

作者通过百姓对于“叫魂”事件的反应为我们展示了盛世下平民的社会心理。当我们习惯了用宏大的数据和视角来审视某一个时期的社会及其阶层时，往往忽视社会中的主体即平民百姓真实的生存状态。从当时百姓们对待流民阶层反扑的疯狂回应来看，即使生活在封建时期的顶峰盛世下，平民的权利缺失以及生存边缘化的困境依然未得到丝毫的改善。当他们丧失权利的同时，也丧失了责任与义务。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当一个人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便会彻底释放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因为他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也不妨称之为“集体无意识”（荣格）。反观现代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依旧严重，上中下阶层界限分明，中产阶级路过贫民窟还是会掩嘴捂鼻。这不禁让我想到最近走红的范雨素，典型的平民或者说贫民阶层代表，她以一篇“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将我装订的极为拙劣”的自述成为现象级网红。她对底层生活的描述并不是以一种不堪不齿的方式，而是一种轻松幽默又带着温和的文笔，打破了大众对底层群体生活状态的固化观念，也打破了主流社会对底层视角的垄断，让那些曾经嗤之以鼻的人民也会感慨，哦，原来农民也会作诗写文啊。这一类人的出现可以说是给予精英阶层构建的社会有力的一击：穷人并不是你们眼中的样子。所以说，千万不能忽视中国有知或无知的生活困难百姓的力量，一旦他们被引爆，就有足够力量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本书的译者最后写了一篇札记，提到：“他（作者）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似，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悲剧的根源是否还植根于我们的社会以及政治体系，或许只有时间才最清楚。

黄乐秋：

是人性本就如此吗？还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塑造了这样的人们？

为什么这样一件满是漏洞和疑点的荒唐事能够发展到如此兴师动众的地步，特别是在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谎言的情况下。仔细看卷入“叫魂”事件的当事人们，被告的游僧、道士、乞丐等当时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而告发检举他们的并不是比他们社会等级高出很多的人，反而是只比他们生存状况好一点的普通民众。是什么导致了“叫魂”这样的事件会发生在两个社会等级相对低和相对更低的群体之间呢？我比较悲观地想，是不是人性中天生就有这样一种“欺凌弱小”的基因呢？只是随着文明的发展，我们这种基因因受教育而逐渐被压制，或者说是受到法律和道德的规范。而18世纪的中国，文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人性中比较邪恶的那些因素，是不是就是导致他们即使明知道“叫魂”这样的事情是假的，却还是借此去抒发自己被压抑的愤怒、不满的情感的推动力呢？

又或者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真的只是一个“镀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导致了全体性的恐慌。封建时代的人们将自己的命运与“天”、“神”联系在一起，而君主承担着沟通“天人”之间联系的重责。碰上“叫魂”这样一件事，使人们在经济上感到不安全的同时，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也产生了怀疑，因此民众更感到慌张，所以就借着“叫魂”这个由头，开始了集体无意识的狂热，他们的种种污蔑、诽谤、煽风点火等行为，都是他们宣泄这种恐慌的途径。

我觉得人性没有绝对的善恶，但有善的一面就有恶的一面。《叫魂》给我的最大启发，大概就是告诉了我，要如何控制自己心中的那一点“恶”吧。

王梦笛：

我想对乐秋的问题想做出一些回应。

不能说他们是性恶的，这是人的一种本性，平民处在社会较低的一个层面，他们被官员、统治者压迫，在打击叫魂合法以后，僧人和乞丐成为众人可欺的对象，他们在打压叫魂者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满足感，一种权力感，这实际上也是最高统治者对于普通平民的一种欺骗，比如在古代的科举，统治者告诉你通过这个渠道你可以获得权利，但从来不告诉你这种机会实际上是非常小的。

杜依依：

《叫魂》讲的其实是专制权力如何利用叫魂案这个政治事件来控制下属，而官僚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皇帝与官僚的关系是：皇帝用成文法规约束官僚，同时他也受法规约束，只能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官员只要做好分内之事，皇帝就不能将他怎样。皇帝在这个时候就会用专制权力对官僚的权力进行冲击。“叫魂案”就是这样一个工具，用来冲击官员权力堡垒。

后面提到了政治罪。政治罪就是谋反，弘历将叫魂与政治罪挂钩，使这次事件成为了整肃官僚系统的一个绝好机会。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弘历之后几代皇帝在任时出现这样的事，但最后不了了之，而弘历却大力清剿叫魂党。除了是弘历想将几次重大军事行动的失利带来的沮丧发泄出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对汉人谋反以及满人汉化深深的恐惧，以及对官僚体制运行失灵的愤慨。可以看出，这个事件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被弘历用来作为一块整治官员强化专制权力的遮羞布。叫魂案呈现的已经不是它本来的面目。在弘历治下的太平盛世内部其实已经千疮百孔。

关于普通民众疯狂地给人安上叫魂的罪名。除了是环境影响，我觉得最深的原因应该是人性使然。大多数人们总是会唾骂一些自己看不惯的事，例子见某些微博喷子，但，一旦自己处于那种境地，他们也会做自己曾经所不耻的事情。这就是人性中不好的一面。“叫魂”事件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普通民众站在道德高低去批判某事，觉得自己拥有了一点权力，这种人类劣根性，多少代都很难改变。

范馨尹：

这本书具有讽喻、警世之喻：对当下社会种种“暴民”行为的预示与警示，这行为可以是上个世纪的，也可以是本世纪的，反正都具有共性。我具体谈谈以下三点：

1.“公众恐惧”：推动者与受害者都是普通民众，对未知力量的恐惧（上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在《叫魂》终章，孔飞力写道：“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于这种突然可得的权力，人们好像必须要把它用起来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底层人民以此欺侮比他们更底层的人似乎很有成就感、优越感。

2.乾隆的“盛世”只不过是一个表面光鲜的镀金时代。叫魂的故事发生在这片阉割盛行的土地上，最开始有焚书坑儒，后来有罢黜百家，再后来有锦衣卫、文字狱，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越来越强烈，矛盾越来越多。比如明太祖废相、空印案。君主与官僚体制之间的关系（地方吏治混乱不堪、毫无效率）。比如皇帝以此铲除妖术并摧毁其背后的阴谋（“剪辫”这一行为对清王朝来说是特别敏感的一种反叛行为，因此这个闹剧愈演愈烈），结果最后发现这是一场闹剧。而官员对上对下负有双重压力……

3.农村市场网络与区域性小市镇地区交易体系形成，这是叫魂恐慌大面积扩散的特殊原因之一。

朱睿达老师也在同学发言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仔细给学生介绍了合理科学的择书读书方法，鼓励我们从多重视域、以多种方法研究同一问题。例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同样从一个并不非常引人注目的历史年份切入展开论述，可与《叫魂》进行对读。

在课堂讨论的最后，朱睿达老师认为本次研讨课程充分展现和锻炼了同学们的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思辨力，让同学们进一步领略了国际汉学作为“他山之玉”的魅力。他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以此来激励同学们以史为鉴，兼收并蓄，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整理者：14汉语国际教育徐吉